不管是司机还是步行的路人，在通过有交通警示灯的路口时通常都不愿意碰到红灯，因为要等。尤其遇有赶时间的事情要办时，更觉得等红灯是浪费时间。特别是在北京，一些重要路口的信号灯甚至要变换几个回合才能通过，即使时间不用等太久的路人，也不愿红灯阻碍前行，更别说开车，往往会因为一个等待数分钟才放行的红灯，接下来的几个路口均会遇上同样颜色的灯，可谓是一阻再阻。

今天加班，正好车也限行。下班时，天色已晚。我拎起包准备放松地体验着一周难得的步行生活。眼看走到公司楼下的十字路口，交通灯变成了红色。我下意识停下了脚步，看着道路上稀少的车辆，我正犹豫要不要闯红灯过去，尽管我并不赶时间。这时候走过来一个学生模样背书包的男孩，他看到红灯毅然停住了脚步。目睹了他的行为，我当即放弃了闯红灯的想法，决定耐心等候。可是，紧跟着走过来一位拎着公文包的中年人，大概是赶时间，他似乎没有看到红灯的存在，只顾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上了此时无车通过的人行横道，后面还跟着一对恋爱中的青年男女。我侧脸看不远处的男孩，仍然静静地等在路边，竟未露一点焦急之色。然而此时，我突然觉得这种等待没有意义，我甚至有点嘲笑那个男孩，如果不是他，我恐怕早就穿过了马路。于是我迈开大步向前走去，并坚信：那个男孩看到我有此举，一定会马上加入我们的“闯红灯大军”。
但是很快我发现我错了！走到马路中间，我不禁回头看去，男孩仍然神色坚定地等在那里，仿佛丝毫没有受到我们这些人的影响。当我穿过马路再次回头望去，他依然在原地等待，像最初一样。那一刻，红灯还亮着，路上依然没有汽车通过，行人们都用最短的时间“安全”穿过马路。是我们错了，还是他过于坚守准则而不够灵活应变？我不禁边走边思索……

在这件事中有三类人：一类是学生模样的男孩，自始至终坚守自己的原则，不受外界环境影响；第二类是以拎公文包的中年人为代表，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而置准则和制度于不顾；第三类就是我，最初希望遵守准则，但最终因受他人影响而失去原则。不禁由此联想到社会效率乃至企业效率，这三类人中哪一种做法能够最大化地提高社会或是企业整体效率呢？从表面上看，应该是中年人，因为他懂得灵活应变。我想如果当时人行道上车流不断，这位中年人肯定不敢贸然闯过。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可以安全通行的，于是这位中年人便将规则放在了一边，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任务。但事实真是这样吗？我觉得不然。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中庸”之道。通俗地讲，就是不极端，不偏激，灵活行事，应变自如。众所周知，绝大多数欧美西方发达国家的人们都是很守规矩、讲规则的。我们国人也遵守规则，但有所不同的是当我们感到受规则限制不那么自由时，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我们有时也会适度地违反规则或者推翻自己的规则。正如我们常听或常说的，“规则和制度还不是人定的？能制定同样也可以修改或者废弃”。试想，中国人或中国的企业喜欢说“原则上”的时候，是否意味着事实上他们正在丧失原则呢？

相比之下，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就得直接的多、简单地多，当社会或企业内部的“红灯”出现时，就意味着“NO”，对每一个人都如此，面对“绿灯”的人或部门则相应地可以畅通无阻，如此良性循环，整个社会或企业的效率就会非常高。但中国人或中国的企业则不然，在“YES”和“NO”中间还有一个选项，即既非“YES”亦非“NO”。“红灯”只在车多、人多或有警察监督的时候起作用，或者在企业内部正常运转或有上级部门监管的情况下才起作用。当上述条件消失时，红灯不具任何意义。我们习惯于在“准则”的边缘游走，这样看似提高了效率，节省了时间，实际上却给“绿灯行”一方造成了障碍和压力，同时也侵犯了坚持“红灯停”的一方的利益。从整体看来，实则降低了社会或企业的效率。也正因为那些习惯游走于“准则外”的人或部门相安无事，才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或部门无法坚持“准则”，长此以往，又有几人能坚守呢？这就是西方经济学闻名于世的“劣币驱除良币原理”。

“为了一分钟值得吗？”我禁不住告诫自己，以后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尤其在孩子面前，更要严格要求自己，绝不对下一代做出不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