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节刚过，在举世瞩目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前夕，我们走进了位于北三环的北京老牌国企——北京城建集团。
        在国际事业部党委副书记史宇光的带领下，我们采访了解了驻外青年员工的“故事”。在采访人员的平静的表述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鳞爪之间的峥嵘。年轻的先锋们，在一带一路的一线，用青春和专业，用沉毅和勇敢、执着和耐心，践行着自己的担当。
        史书记说，“原来北京城建集团也有很多驻外项目，现在有了“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给了我们很大的助力，也让我们更有底气。我们的驻外员工，很多都是80后，一部分还是团员。”

        荣健铭：争取马代项目的“侦察员”
        2014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到马尔代夫展开国事访问，与马尔代夫总统共同见证北京城建集团与马尔代夫机场公司签订《易卜拉欣•纳西尔国际机场改扩建项目初步合同协议书》。北京城建的同事都知道，这一项目先期的“侦察员”、“对接者”之一，就是荣健铭。
        在小会议室里，我们见到了荣健铭。这位外形俊朗的小伙子，作为同济大学本科、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硕士，留洋的经历，丝毫没有增加他的社交天赋。他友善而腼腆地笑笑，对这突如其来的采访，甚至显得有点局促。在他自己看来，自己做的这一切似乎没什么的，就是完成了任务，只不过工作内容涉外而已。
“你留学的地方是发达国家，后来工作的地方几乎全是不发达的国家，这个，之前想到过吗？”听我们这么问，包括荣健铭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笑了。
        “这个么”，荣健铭摸摸头，说，“也没想过。一开始以为是外派去马来西亚，结果先去了非洲布隆迪。然后就去了马尔代夫。”看来，工作的安排，确实超出了荣健铭的预期，但他坦然接受了。
马尔代夫机场项目，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机场建设，而是涉及马尔代夫的经济命脉建设。马尔代夫是一个旅游国家，旅游业产值占到其GDP的三分之一，为其提供约80%的外汇收入，而机场决定了游客容量、体验和经济潜力。预计2040年，机场旅客量将突破1200万人次。
        “在马尔代夫，你是怎么对接上这个项目的？听说你们小组人不多，对吧？”我们接着问。
“很偶然。我是在马尔代夫驻中国大使馆了解到这个项目信息。当时，一家日本企业也在积极筹备。我们小组总共就2人，就是领导和我。我就立刻报告给了领导，然后就做方案，跟他们接洽。”荣健铭说。看来，这个“小组”真够小的。谁叫是“先遣队”呢！
        “接下来，你们做了什么？有没有让你特别高兴的事和特别难过的事？”我们问。
        “就是和他们接触，一些事情需要反复斡旋，比较繁琐，也需要向他们证明中国企业和我们集团的优势。记得有一次，我和领导刚跟他们的一位部长级官员汇报了工作。已经在回来路上了，想到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没说，就立刻打电话过去，又申请了5分钟的见面时间，把要点补充上。”荣健铭说。
        “最高兴的事情么，当然就是项目对接成功，有成就感。最难过的事情么，就是过程中事情遇到一些反复，很煎熬，甚至以为谈不成了。”
        在荣健铭的表述中，他的高兴和难过，围绕着的都是工作。实际上，何尝不是如此！没有这样的执着，30亿人民币的枢纽项目，怎能这么快落地！
        “在海外，常感到孤独。但想到企业作为平台，国家作为后盾，想到合作成功的成就感，就敢于坚持下去。”荣健铭补充道。
        关于这个项目的故事，“先遣队”只是开始。马尔代夫，是“旅游天堂”，但也是“施工地狱”。年平均气温32摄氏度，登革热疫情尚未有成熟的医治手段，施工不停航、留给项目部的时间只有凌晨12点到6点......签约后，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北京城建集团以惊人的效率完成了填海等系列工程，达到国际标准，展示了“中国速度”。

        王斌、张津源：与埃博拉疫情赛跑
        在一带一路非洲线上，西非国家塞拉利昂，也有着北京城建“先遣队”的足迹。
2015年5月9日，世卫组织在日内瓦宣布，利比里亚的埃博拉疫情结束。5月13日，塞拉利昂首席医务官卡尔格博重申，“中国是第一个来塞帮助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国家，中国医疗队在社会动员、病例跟踪、防疫技能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切断了病毒传播链......”
        张津源，一位同样从英国留学回来的85后，就是疫情爆发时被派往塞拉利昂的北京城建5人小组的一份子。现在还在非洲的张津源，无法接受我们的采访。在会议室，我们见到了他的小组领导，出生于1980年的杨少刚。杨少刚叫来了张津源的队友、小组同事，出生于1983年的王斌。
        王斌不是海归，看起来比荣健铭还要腼腆。笑容质朴的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老实。但就是这位“老实人”，在新婚后，先做了一件欺骗妻子的事情。
        那年“十一”假期，王斌与妻子刚办了婚礼。就在婚礼之后，他接到了单位关于组织“先遣队”前往塞拉利昂的动员。持续爆发的疫情一天急似一天，不会留出太多思考的时间。王斌决定，加入这个“先遣队”，10月26日就要出发。
        他不敢跟新婚妻子说，直到出发前的一天才把消息告诉妻子，“因为我知道说了她肯定不同意”。知道丈夫商量都不商量，连蜜月都没过完，就要去非洲，妻子简直无语。又知道要去的竟是埃博拉疫情的爆发地，更是生气加担忧。“当时确实不愉快，好长一段时间她都对我爱答不理。”王斌回忆道。“先斩后奏”之后，王斌已经随队到达了塞拉利昂。
        “医院最后一位病人已因‘埃博拉’死亡，医院的医生都撤离了。我们要建的实验室，就在医院旁边。到达的时候，摘去掩盖的植物，未经处理的医疗废材到处都是、堆得老高，而这就是我们的驻地。”王斌回忆道。
        “刚抵达塞拉利昂，是一种什么感受？”我们问道。
        王斌犹豫了很久，竟没有回答出来一个字。是啊，到了疫情中心的致命地带，马不停蹄地执行任务，又能有什么感受呢！决定本身，或已说明一切。
        王斌告诉我们，回国时，从下飞机，他们就经过了很多道检查，甚至还被隔离观察了一段时间。
至今，北京城建集团国际部最显眼的位置，仍挂着中国疾控中心送来的印有“国家之重任，企业之担当”的锦旗。这10个字，或许就是对“王斌们”的所为最好的诠释。
        回忆起与埃博拉赛跑的日子，杨少刚和王斌都内敛地笑了，在他们看来，这似乎也没什么的，只是完成了一次应急任务......
        在包含80后、90后的北京城建集团驻外人员中，28岁以下的团员有38人。每一个人的工作经历，挖掘出来，一定都有故事。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北京城建人的精神。
        这些青年们，从外表看，不少留着时尚发型、操着流利的英语、玩着智能手机，仿佛是爱享受、赶时髦的一代。但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了世界，无论是在埃博拉疫情包围的塞拉利昂，还是在气候炎热、设施落后的马尔代夫，亦或是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其他地方，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对工作的担当、对自我的超越，非但没有离老一辈中国国企人渐行渐远，反而以新的形式进行了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