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说农业愈发重要，但年轻人很少靠近它。学者们担心，再这样下去，没人种地了，下一代吃什么？

一些有抱负的年轻人想改变现状。

一位年轻人把生产基地设在了交通成本、土地成本、用人成本最高的北京。用国际最顶尖的玻璃温室种植技术，以更高的效率种植更营养、更好吃、更安全的蔬菜水果。这是一项大胆的尝试，该项目创始人、北京城建六公司极星农业总经理徐丹告诉我们，如果这个项目在北京运营能够盈利，那么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这个方案都行得通。

最初，项目里除了徐丹没有人完整掌握玻璃温室种植技术，也没有合适的产业工人，生产设备也全部从国外运进来。前沿技术和古老的行业开始在北京郊区展开融合。这个项目还在进行中，距项目落成时间已经过去4年。最近，徐丹又在进行一项更前卫的探索，前不久我们造访了这个位于北京郊区的基地。

创造一种人才需求

徐丹每天至少看两次天气预报，一次早上起床，一次晚上睡觉前。

晚上看天气预报，可以大概预测夜里温室会消耗多少天然气，是否需要调节能源管理策略；热水的储备是否可以撑过今晚，如果不够，就在手机上远程启动锅炉加热。

温室里的传感器可以通过软件将温室环境的异常信息发送到手机上，如果一直没有得到处理，则会紧急来电。投产的第一年，几乎每天都会遇到问题，电话卡常被打停机。

位于北京密云，北京城建六公司投资一亿余元，牵头建造了一个占地约3万平方米的温室。温室来头不小，除了钢结构和玻璃，其余所有材料和设备通过58个集装箱由荷兰运来。设备是完全由荷兰公司依照密

云的气象数据定制的。设计之初，荷兰公司要了密云当地50年的气象数据，拿去建模来优化温室的风载、雪载、通风率等结构设计，最终设计出最适合当地条件的温室。这也是城建六公司在国内参与施工和安装的第一个智能温室项目，为消化国外先进温室建造技术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对方对于数据的要求很精细，最大降雨量并不是看24小时，而是看每小时的最大降雨量，这是为了排水能力、温室屋面的极限荷载而考虑。

“密云当时最大的每小时降雨量是88毫米，刷新了荷兰对北京极端气候的认识（荷兰雨水不多）。”这导致整个设计方案的不同，比如落水管使用了2根直径160毫米代替传统单根屋顶雨水落水管的设计。恰好在施工的那一年，密云发生了50年一遇的大暴雨，降水150毫米。如果按照24小时最大降雨量设计，肯定是会坏掉的。“温室又进行了调整。”

智能玻璃温室和传统大棚的区别在于是否“主动”，可以说设施决定产量的上限。

工业环境相对可控，而农业生产仰以鼻息的气象信息、光照条件等都不可控。普通大棚的环境调控是被动的，如果天气热，大棚也会跟着热；天气冷，棚里也跟着冷。徐丹告诉我们，玻璃温室则不是，它可以最大程度地随意调节。在过去，光照不好、低温高湿，植物生病了，用的方法往往是打农药。而玻璃温室可以通过调节温度、水肥、湿度、光照等等，来保持植物的良好生长状态。

以智能温室农业闻名的荷兰，原本并不适合发展农业。其耕种面积小，光照有限，国土面积只有半个重庆那么大，但有限的条件倒逼荷兰孕育出了世界顶级的玻璃温室种植技术，走在了农业前沿。

本科毕业于四川农业大学的徐丹，选择了位于荷兰的顶级农业学府瓦赫宁根大学进修。在欧洲留学时，他惊讶地发现超市里的同种水果都是同样大小。一些超市为了便于运输，会给农民制定农产品大小、重量的标准，而农民真的可以按照标准种出来——通过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经营管理，荷兰人让农业生产无限接近于工业化。

他看到了科技工业化的农业与传统农业的差距。

硕士期间，原本博士项目已经通过，但为了搞清楚生产一线的荷兰种植者是如何把技术运用于生产，徐丹放弃了攻读博士的机会，毕业后进入了荷兰最大的番茄种植企业之一的Royal Pride Holland工作。如今这家种植企业单个玻璃温室占地超过80万平方米，相当于11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

早在2013年，Royal Pride的老板已经判断，未来的中国会是设施农业（玻璃温室技术）很大的市场。他想到两个选择，选择一是教荷兰人用筷子，让荷兰人去中国种菜；选择二，教会一个中国人，让他回国去将技术与手艺教给更多人——第二种方法具有一定风险，毕竟荷兰人不无担心，擅长学习的中国人可能“学走技术，饿死师父”，但公司仍然选择了赌一赌。徐丹幸运地成为第一个实验品，可能也是唯一一个。

2014年，徐丹在荷兰瓦赫宁根留学时期的同学朱琮，放弃了国内工作再一次踏上荷兰的土地，和徐丹一起加入到了Royal Pride,从此两个年轻人开始这一段不寻常的番茄冒险之旅，也最终修成爱情正果。

2016年，徐丹和朱琮回到北京，创办了极星农业。极星的logo是一个番茄，果蒂是一个小星星，寓意指引和方向，由徐丹亲手设计。公司目前的主打产品之一也是番茄。在荷兰温室实习时，他的师傅John是一名极有经验的种植者。工作巡视时，John经常指着植物问他，“Dan，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plant？（你觉得植物的状态如何？）”

他与John形影不离。漫长的日子里，一个年轻人一天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与植物作伴。“他们管这叫read plant（观察作物），同时，农事操作是非常重要的。”徐丹学习的内容包括：熟练温室内所有的园艺操作，掌握温室环境控制的各个因素，以及如何给工人安排工作，如何设计绩效考核，如何做产量分析，以及将产量的数据反馈给渠道等等。

John负责的温室雇佣了350个工人。工人们一周工作五天，每天早晨8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有coffee time。期间大家会看看手机，其余时间，大家会将手机统一放好，工作时间，每个人都极其专注。

徐丹算是个异类。瓦大的中国毕业生里，大多去了外企农业公司做销售、代理、翻译，没有年轻人会去生产端的公司——生产端意味着要下田间地头，意味着劳作、辛苦，收入回报也不会有太高的预期。

“我想要创造一种人才需求。”在办公室，徐丹这样告诉我们。荷兰的设施农业产业链里聚集了大量的交叉学科人才：机械制造、材料学、计算机、化学等等。“这是一个广义的农业，跨专业的人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产业链，让农业工业化。”他希望在中国也能够推动这种画面的诞生。

一项大胆实验

徐丹的大舅曾经是成都市农委总农艺师，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大学客座教授。自小，徐丹看着他在电视里做报告，萌生了对农业的向往。

中国80%以上的土地在2.6亿的小农户手里，耕地分散、块状明显，导致农业机械化、规模化进程受阻。这些原因导致近年来农业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严重影响了农业效益和竞争力的提高。

“我们想给社会看到一种能够把生产效率提到很高水平的生产模式。这种模式意味着什么，它是否符合中国，是该大面积推广还是小面积推广，我们还不确定，但我们起码能够证明这个模式想要成功需要具备哪些要素，以及我们现有的这帮人能做到怎样的高度。”这是徐丹做极星农业的初衷。

传统农业链条里，信息不对称，中国农户永远不知道今年该种什么，一般都是去年什么最赚钱今年就种什么。但往往去年好卖的品种，今年就不好卖了。

一个矛盾的闭环就此形成：种植者永远不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种子公司不知道农户需要什么，消费者也不知道今年会有什么。对于种植户来说，每年对种子的采购决策，相当于开盲盒——农民永远没把握今年能否赚钱。

由于农民思维的局限，提到提升利润，大家想到的往往不会是提升品质、卖得更贵，而总是联想到压缩成本——这从最畅销的农资产品价格区间便可窥见。不仅如此，由于农民惧怕农产品砸在手里，因此非常好压价。

“永远都能找到出价更低的，钱都被渠道赚走了。”徐丹试图让种子公司、种植和销售渠道形成良性闭环，从而解决这些问题。

2021年，极星与国外一家种子公司签订了一个协议，在中国独家种植一个品种，并签订唯一的渠道商。“我们三方互为独家，这里边最重要一点就是信息互通了。”这样做，渠道可以将销售信息及时地反馈给种植者。如果华北客户非常喜欢，根据市场的预期，生产端便可将明年的种植面积扩大，种植者便可以有选择、有目的、规模化地去做第二、第三期的规划，做到按销定产。

过去，中国农业企业的处境较为尴尬，这并不是一个投资机构们愿意沉下心耕耘的赛道。农研项目的投入常常依靠企业本身，极星便是其中之一。

“北京这个基地如果能盈亏平衡，那么我在全国都可以盈利。北京是一个种菜成本极高，能源成本高，人力成本高，运输成本高，几乎所有成本都高的地方。”徐丹说。

从2018年落成至今，公司遭遇到的最大危机来自于新冠疫情。2020年初新冠疫情初期，很多司机困在家里，没办法拉货。城里的人需要蔬菜、水果，极星虽然生产它们，却没有办法将农产品送出去。
危机时刻，一些本地村民职工来到温室帮忙，那次，徐丹第一次看见了很多员工的亲属：女职工们带着儿子、老公、亲戚来帮忙拉货、贴包装、处理订单。

工业可以停止生产，农业却不能。番茄每天都在长大，只能采摘，并大量赠送给了周边的公共机构。那是一段完全没有收入，每天还在亏损的艰难时期。

“回过头看，疫情让人们习惯在app上购买蔬菜水果，而电商平台更愿意选择能够稳定供应的供应商。而往往只有温室种植才能够稳定供应。极星做到了单个基地叶菜周年供应，番茄供应期也长达11个月。”徐丹认为，电商倒逼了上游种植端的进化。

有了第一次应对疫情的经验，极星成为了北京周边重要的“菜篮子”供应保障。尤其是新发地农贸市场受到疫情影响期间，“在平常，叶菜大概一周出两万棵，但根据特殊要求，（温室）可以一两天出一万棵。”通过把灯打开（增强光照），调温度、调水肥，可以迅速把产能提高至两到三倍。在工业化生产的环境里，甚至能够人为控制作物生长的速度。这就是玻璃温室种植的优势。

在密云的温室，我们看到了先进农业的实践。入口处，员工们需要穿戴上防护衣帽、进行手部消毒、戴上隔离手套，才能正式进入温室生产区。

“我们采用的是全自动可移动式栽培槽，随着生菜的生长，栽培槽会向前移动，为生菜生长留出合适空间。”徐丹介绍，这种系统能确保全年不间断生产生菜，根据温室气候和植物蒸腾速率，计算机每5到20分钟给一次的营养液，多余部分还可回收，既节水，又能保证根部持续获取氧气。新技术的应用使得作物几乎摆脱了农药使用，单位面积耗水量不足传统农业的1/10，产量却是传统农业的10倍以上。

不仅如此，温室还实现了智能化的管理。工人们每人配有一个电子工牌，每操作完一项刷一次卡——除了能够记录每天、每时的工作量，还能够精确到植物与人的匹配——在电脑中会显示：X栏X号蔬菜于X时由XXX采摘，共计XX公斤。于是，工资能够被更精准、公平地发放。

有奔头的行业

番茄是一种生长很快的作物，一周长25公分，意味着一天生长3到4公分。徐丹每天的工作就是早上到温室坐升降车，看看最顶部的五公分长势如何。“有经验的种植者，可以通过这5公分了解作物是冷了、热了、涝了，还是渴了等等情况。”

在荷兰，有时当种植者看到一株30公分的幼苗时，就能够预测它的上市日期，非常精准。

荷兰种植者推崇“green finger”，徐丹解释道，由于番茄叶子的表皮有一层腺毛，经常在温室里的种植者在触摸大量叶片后，手指会留有一层绿色的、黏糊糊的印迹。一个种植者的“green finger”意味着他与植物有过亲密的、频繁的接触。

在中国，真正热爱农业的年轻人太少。徐丹现在每天开车100公里从海淀到密云上班，一个月要开4000多公里。更早些时候，极星的温室在2018年刚刚投产时，他大多住在密云。

起初技术团队一共三人。徐丹带了两个徒弟，全是大学毕业生。所有事他必须亲力亲为，手把手地教。第一年，公司招了100个工人，徐丹亲自做培训，三个月后只筛选下了15个人。

过程极其考验心理状态。“最难的不是教的过程有多辛苦，而是担心花了好多时间教，这个人明天会不会走了，然后又得招人从头教。”

很辛苦，但值得。“我就一直觉得这个事如果我们不干，我也不知道应该谁来干。不管这个产业如何发展，种植端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最核心端，只要我们做好了，提供足够的需求，我们可以拉着这个行业往前走。仅靠市场是拎不起这个行业的，靠上游的一些供应商也是推不动整个行业的。我们是唯一一个连接上下游所有人，我们提高了，我们起来了，他们就跟着起来了。”徐丹说。

农业的落后格局很难仅从内部打破，它还需要外界的力量。

过去，农业是不被资本所青睐的。“做农业的人很多都是有使命感，为了下一代人。因为我现在吃的菜不是我种的，是上一辈人种的。下一辈人吃的菜是我们种的。我们要解决下一辈人没菜吃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是看不见的。”

徐丹骨子里有一种想法，他判断一件事有没有意义的标准是，子女长大后是否认可父母的职业。荷兰的种植者大多代代传承。“我希望我的女儿以后长大了，会觉得爸爸种番茄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中国农业需要人才，这是徐丹反复强调的。在做次年成本规划时，徐丹提及，他已计划将明年的一半收入用于人力成本的投入。“我的北京的基地目前只需要两个技术员，但我现在有15个，其实是在为未来做储备。”按照他的说法，他已经为未来100万平方米的生产储备了一个人才梯队。“当你有新的资方、有新的土地、新的项目的时候，再去培养人是来不及的。”

前些年，徐丹去学校招聘的时候还很难。去年，极星突然多了十几个人，其中不乏从其他行业跳槽过来。“我们慢慢发现，通过自己的坚持向年轻人传递这样的信息后，是有人开始对科技农业拾起兴趣的。”
“极星”的名字暗喻北极星。寓意是希望能够在设施农业里做一个标杆、指引。在基地入口的房梁上，挂着一面横幅，上面印着：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路过时徐丹指了一下，回头说：“这是我们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