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双子塔是吉隆坡的标志性城市景观之一，也是世界上目前最高的双子楼。
连接双子塔的空中走廊是目前最高的过街天桥，肖恩•康纳利及凯瑟琳•泽塔琼斯主演的《偷天陷阱》里，男女主角就是从这里逃脱。
站在这里，可以俯瞰马来西亚最繁华的景致。由于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的影响，这里，注定是一个演绎传奇的地方。
我们的故事，就从双子塔东南方向直线距离470米的地方——Pearl@KLCC——吉隆坡珍珠楼开始。

●双子塔如果会说话

双子塔如果会说话，也会讲出很多故事来。
北京城建北方公司董事长王德国站在巍然耸立的吉隆坡珍珠楼下，把头仰到近乎极限才能看到楼顶，虽然对设计图烂熟于心，虽然多少次在心目中设想过建成后的大楼外观，但是看到面前的巍峨的现代景观，仍大为感叹。
在出席珍珠楼封顶仪式后和员工的聚餐会上，不善饮酒的王德国小酌几杯后，不知是酒醉还是心醉，便有几分陶然的感觉。
“站在我们亲手建设的大楼下，我有时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说心里话，有时就像在梦里一样。就凭着20来个员工，就把这么大一个楼在异国他乡建成了，真有点不可思议。”

也许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机遇，让北京城建的品牌走向了世界；也许是凭借城建北方公司长期的打拼和不懈的市场开拓意识，在合作方赢得的良好口碑；也许是世界建筑市场敞开胸怀对优秀跨国建筑承包商的迎接……在先后出色完成了以色列驻华大使馆、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苏丹驻华大使官邸以及卡塔尔国家固废处理中心等涉外工程后，又于2008年9月——北京奥运圣火点燃后整整一个月，成功签署了马来西亚吉隆坡“KLCC明珠”工程——也称珍珠楼。
“工程为框架剪力墙结构，由地下1层、地上42层两栋塔楼组成，建筑檐高173米，为高档精装公寓，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合同造价5.8亿人民币，2008年11月1日开工。”
站在设在8层、刚刚完成闭水试验的游泳池边，北京城建集团马来西亚公司总经理杨洪林如数家珍的介绍工程的相关情况。

“珍珠楼工程的重要性在于，这是国内所有建设企业中，在马来西亚第一个以工程总承包形式中标的工程。我们的老大哥单位在马打拼了19年，还是以工程的分包商地位出现，可见这个工程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
工程签约的当日，马来西亚媒体作了大量的报道，该国商业周刊《Business Time》用对开一个版的篇幅，对该工程及承包商——北京城建集团给予重点报道，引起了当地业界的关注。
享有“世界建筑博物馆”和“不夜城”美誉的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到处充满了现代感的摩天大楼。高脚斜顶的马来别墅、穆斯林式的建筑、欧式建筑、中式建筑，交错层叠，和谐并存，汇成了一幅精妙绝伦的交融着古代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风格的立体图画。
双子塔毗邻建筑几乎是见缝插针，布满了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在这里，几乎都是世界上知名建筑承包商的建筑杰作。与珍珠楼并肩施工的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地界，就有韩国大宇、日本大成、北京城建、马来西亚当地最著名的一家施工企业承担的4个项目同时施工，四家著名企业同台竞技，瞄准的都是国际水平。
“北京城建集团派出的管理团队高峰期由24人组成，由孟加拉、印尼、缅甸、巴基斯坦、泰国、越南、尼泊尔、印度、马来西亚、日本等10多个国家提供外部劳务。由于建筑、装修采取全球采购的模式，共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珍珠楼提供建筑材料和相关产品。这一切，都由总承包商自主确定。”
“您看，和我们同时开工的，那三家还在干，我们完工了！”
站在已经完工等待验收的珍珠楼前，北京城建北方公司珍珠楼项目部经理黄征的自豪感溢于言表。

●海上有路吗？

从2008年春节过后开始项目跟踪，4月开始商务洽谈，到9月5日签署正式合同，在吉隆坡和北京的航线上，后来成为北京城建集团马来西亚公司总经理的杨洪林就成了航迹穿梭的常旅。
“杨先生，您不能继续住我们的酒店了，很抱歉。”一家酒店的前台服务员彬彬有礼地向杨洪林下了“逐客令”。
“初来乍到，缺乏人脉，初入吉隆坡，真是有点找不到北的感觉。”杨洪林这样说。
没有账号，每次往返所需不多的费用只能打到个人的卡上，又得精打细算，掰着手指头花钱。住酒店的日程要视谈判进程决定，有时眼看谈判就结束了，因为细节，还需要坐下来再谈。可是，吉隆坡是个旅游城市，这里的酒店要事先几天预定。由于没有向酒店事先预约，酒店不接待了。
杨洪林拉着拉杆箱，从下午2点开始在双子塔下的几条街徘徊，足足用了4个小时，才在一个小旅馆落了脚。这位毕业于中南工业大学工民建专业的高材生，曾经担任德国海德汉项目、苏丹驻华大使官邸的项目负责人也受了委屈。
“一个人，举目无亲走在大街上，找不到今夜的归宿，有难处也不能跟家里说呀，您说是啥滋味？”
“最难的时候，卡上没钱了,手里只有1万现金,没有账号，钱打不过来，当时我要回北京，我拉着项目经理黄征和工程师于宁的手说，就这几个钱，再难也要挺住，等我从北京回来。”
回忆当时的情景，杨洪林和黄征眼中都含着泪花。
初到吉隆坡，为节约成本，先遣人员花钱租了一个小开间房子，没有办公桌，没有凳子，他们就席地在地毯上办公，一坚持就是一个月。前路遥遥,前途难料,不敢购置工作用车，短途的尽量靠走路。每天三餐，都是负责后勤的张自忠靠手提回来，为省点车钱，每次提东西的手都勒出血道子。
通过“鸟巢”的建设和北京奥运会的宣传，海外对北京城建集团的认知度是有的，但是，按照马来西亚人的视点，这样大的企业集团派出的管理人员，怎么会没有车代步呢？
为赢得当地建设主管部门的信任，杨洪林和黄征主动联系，作了大量的准备，给建设主管部门讲“鸟巢”的施工技术，看工程视频资料。刚开始，来听讲的仅有十几个人，随着讲座的深入，陆续来了60多人，办讲座的会议室都坐不下了。
就这样，先遣队赢得了合作方更深的理解。到后期，前方后方共同努力,凭着科学合理的报价和技术措施方案，PK掉了两家日本公司。2008年9月5日，正式签署了总承包合同。
很快，城建北方公司向吉隆坡陆续派出了生产、经营、技术管理骨干。管理团队人员分别从北京奥运村、北京饭店、首都体育学院“三馆一场”改造、中国影视城等项目向吉隆坡聚结。
2008年10月，管理人员进场之初，就在马来当地招兵买马”。
由于雇佣了当地的施工队伍，且施工队伍多为印尼、孟加拉等国工人，加之项目部的老员工外语水平不高，造成了现场管理的沟通困难。为尽快度过语言关，项目部领导积极想办法，雇佣了一名马来西亚当地的印度裔女秘书，在处理项目部行政事务的同时，也兼任项目部全体人员的“外教”。
每周两次的英语课，大家收获颇丰，不仅学会了日常的生活会话，还学会了很多工程用语。在实际的工程管理中，经过不断地反复应用和巩固，他们在短短三个月里就几乎能够与现场的当地施工人员进行基本的沟通。
半年多的时间，管工程的同志不仅初步掌握了马来语，还学会了简单的印度语和泰米尔语。攻克了语言的难题，为施工管理的顺利展开奠定了基础。

●穆斯塔瓦为啥这样说

正在配合地方建设主管部门验收的生产副经理左兴石用对讲机喊来了一个人，后来才知道，左兴石讲的是马来语。
来的人叫穆斯塔瓦（Mostufa）。看上去，穆斯塔瓦很硬朗，头上戴着有北京城建标志的安全帽，是孟加拉国工头。

穆斯塔瓦说：“从这个工程认识了北京城建的人，熟悉了北京城建的管理作风。这是个有良好职业素养的团队，做起事来专一、敬业，很优秀。”
穆斯塔瓦说，他在马来西亚打工十几年了，像北京城建员工这样敬业的很少见，因此，他很高兴能与北京城建打交道。
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外国工头这么佩服这个团队呢？
穆斯塔瓦所在的工区有三个国家的工人。民族信仰不同，做礼拜或祈祷是定时的，到了时间就得进行很神圣的仪式，不管你是否浇筑混凝土。经过和管理团队的磨合，中国人掌握了他们的宗教习惯，他们也知道了中国人重点环节抢时间的作风，相处久了,两个都不能耽误。
在珍珠楼一层车库最显眼的位置，摆放了一座佛龛，供的是一个叫“拿督”的像，不少马来员工，包括工程顾问和当地建设主管部门负责人来到这里，也要点燃香火，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拜一拜。项目部准备了各种香——这个连自有职工买一个笔记本都要做计划的管理团队，对宗教信仰用品却舍得花代价。
“尊重别人，小事不小，凡事都要注重细节。”今年33岁的项目经理黄征这样说。33岁，正好是项目部管理团队的平均年龄。
黄征的手机存了大量的照片，除了双胞胎女儿和施工各个阶段珍珠楼的照片外，大量存储了和工程顾问、监理洽谈时在黑板上留下的相关数据的照片——这也是细节。
黄征说“手机里的照片，必要时也是索赔的重要依据。”
这里和国内不同。马来西亚建筑施工中名义上执行的是英国标准（BS）及马来西亚标准（MS），但是实际执行的，不是标准而是顾问（相当于国内的设计）的指令。顾问的指令可以高于标准，也可以低于标准，这就给总包技术管理工作带来很大困难。每时每刻，都需要和顾问做全面的沟通。
顾问的指令可以随时更改。虽然开工之前顾问已经发出相关指令，但是在施工过程当中顾问可以更改指令，提出更高的要求。
“所以马来西亚实际上是不执行任何标准的——只执行顾问的指令。所以工程开工之前，需要让顾问明确他的要求，以免日后产生争议。”黄征这样说。
各个国家的规范、标准和习惯做法都是不同的。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国情，而建筑施工牵涉到开发商、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分包单位、材料供应商及政府验收部门等诸多配合单位。因为有不同的国情，这些单位的要求和提供的服务跟国内也有着千差万别。仅就技术管理工作而言，要充分考虑到各配合单位的情况，适应当地各种习惯做法，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建设出优秀的建筑产品。
在技术管理上，项目部人员下了很大的功夫。工程的设计协调工作十分繁重。由于各专业设计为不同公司，而且“边设计边施工”的情况在当地十分普遍，图纸更新的频率非常高，各专业图纸的更新往往做不到同步更新和发布。图纸审查、设计协调工作复杂、繁重。这就无形中给项目施工技术增加了难度，加之工程结构施工难点较多、在施工过程中采用多项新的施工工艺。例如地下室至8层为框架结构，且柱截面尺寸千差万别，项目部决定设计、定制可调大钢模来解决这一施工问题。比如，该项目8层结构转换梁截面尺寸较大（W:3000mm*H: 2500mm），针对这一问题，项目部积极探讨、论证单层支撑一次浇注成型技术。该技术的应用有效解决了这一施工难题。另外，由于工程需要，项目部首次采用大体积混凝土浇筑技术及高层混凝土泵送技术。
珍珠楼工程主要建筑用料都需在马来西亚当地解决。对此，项目管理团队与马来材料商展开了一场“博弈”。材料供应商与材料采购商是双向的选择关系，作为材料采购商，要看所要采购的材料的质量、价格和与工程要求的匹配度，而作为材料的供应商，则要考虑北京城建的品牌优势、偿债能力、资金链的接续程度。
由于马来的材料商对北京城建的不了解，开工之初，出现了材料紧缺的困难，使施工无法正常进行，为了迅速扭转这个局面，项目部全体员工群策群力，特别邀请相关供应商到工地现场参观视察，亲眼目睹施工过程管理，以及工程的施工质量要求。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了马来当地几家材料供应商的充分信任，材料送来了，大干也就开始了。
在质量管理方面，工程进场之初，沿用的是国内的项目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运行过程中，项目部的员工们发现，由于气候以及施工技法、工艺等条件的原因，国内的质量管理体系不符合国外施工的质量要求，比如说在马来西亚，由于气候湿热，当地的预搅拌混凝土初凝时间仅为2小时，无缓凝剂，所以混凝土浇筑时就需要精密组织，严格时间管理，否则就会影响工程的质量。长此以往，将会给工期及工程质量带来严重的影响。
为解决这样的问题，项目部编制了一套区别于国内、但适合珍珠楼工程的“质量控制计划”，在得到工程现场各设计顾问公司的现场监理的一致认同后，这套质量控制计划迅速地投入了运行之中，运行的效果也得到了各位监理及甲方的肯定。
为使工程管理做到科学化、精细化，由工程师于宁牵头，首先利用跟踪甘特图的方法，基于CPM(关键线路法)的项目施工计划、进度及产值跟踪、完成情况实时报告ISO体系的方法，将实际施工进度与计划施工进度作对比，从而进行施工管控，通过计算，找出最优结点，从而对整个工程进行预控。
具体地说，当地的项目管理体系对于项目总施工计划的重视程度非常高，总进度计划由总承包商拟定，经各设计、顾问公司审核后定稿，并据此计算合同期间内各阶段产值及进度款分布曲线，形成S-curve。以审定的总计划及S-curve为比较基准，利用跟踪甘特图实时跟踪项目实际进展，编制周报、双周报、月报提交业主及各设计、顾问公司。主要内容包括项目信息、项目实际进展与原计划的跟踪对比分析、总体及各专业施工完成百分比、总体延迟/提前天数百分比、未来两周施工计划、健康及安全报告、来往文件及回复情况记录、经营报告、人员/机械使用及天气情况记录、照片记录等。
为节约成本，将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合理运用，该项目实行“大经营部”管理模式，对工程成本进行了有效预控，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所谓“大经营部”管理模式，就是由国际公司总经理牵头，项目经理、两个马来本地的经营人员，再加上两个国内的经营人员组成，对项目经营及成本严格控制。
杨洪林和黄征经常给项目部的员工灌输这样一个成本意识，“每一个人都要有成本意识、每一天都要有成本意识、每一件事情都要有成本意识”。每天，项目部主要领导都要对工地进行巡视，巡视过程中对发现的问题及时解决。
项目经理黄征说：“项目施工中，管理是个核心问题。项目主要负责人要认真研究，认真思考，制定出符合实际的、高效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至关重要。”
进场之初，项目部制定了详尽的目标管理体系，比如项目组织机构策划、施工方法策划、成本管理策划、安全管理策划、进度计划策划、文明施工策划等等，列出的条款计划要严格执行，不能打折扣。
由于一切讲程序、讲计划控制，无论是甲方、监理、总顾问还是分包商、海外劳务都按照计划执行，工程进度才有条不紊。
按计划走也涉及到诚信经营。马来西亚分包商讲究一手交钱、一手付货。有了严谨的计划并严格执行，也使分包商感觉到北京城建“说一不二”的实力。随着合作的加深，不少分包商也把帐期主动延长，最多的延至6个月。
另穆斯塔瓦另眼相看的，除了中国人讲规矩，还有亲身体验的敬业精神。
珍珠楼的8层为转换层，转换层以上就是两栋塔楼。为很好地解决转换层承重问题，项目部技术人员经过反复测算，向甲方提出采用2米厚度的板式预应力转换结构的施工技术方案。仅此一个设计更改，既为业主节省200万马币，又有效缩短了工期。
转换层浇筑混凝土的时候，3000平米分为7个作业段，连续浇筑不能停顿。项目部领导和施工管理人员全部盯在现场，外国劳工换班了，管理人员继续守，有时连续一昼夜。
穆斯塔瓦曾经和同伴说：“中国人干活，真玩儿命，莫非，他们是铁打的？”
其实，穆斯塔瓦和他的同伴不了解，这些来自中国的管理人员也和他们一样，上有老、下有小，也为人父、为人夫。
在吉隆坡的每一天，记者都为听到的每一个故事感动着，有时也陪这些远在异国他乡的工友一起流泪。
生产副经理左兴石是从北京饭店二期工程部部长的任上来吉隆坡的，来的时候，女儿仅有5个月。
借验收协调的间隙，左兴石讲到了他的女儿。
“我总觉得，对家庭有种愧疚感。我2008年来的时候，女儿仅有5个月。现在，快3岁了，对我的印象几乎为零。懂一点事了，爱人通过网上视频和照片让她认爸爸。别人的爸爸在眼前，她的爸爸在电脑里。”左兴石说不下去了。
“孩子每天都盼着天黑，到晚上了，去电脑里能找到爸爸。每次孩子生病，我也整宿不能睡觉。”左兴石，这位坚强的汉子再一次不好意思地抹了一下眼泪。
“打电话时，想不想爸爸？这是我每次必问的话。听她妈妈跟我说，每次看到飞机，她就说爸爸在飞机里，爸爸要回来了……可是，工程紧，我不能过多分心，开弓哪有回头箭啊……”
正是由于崇高的敬业精神，再加上科学的管理，珍珠楼才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才有了马来西亚业界的刮目相看。

●明珠楼效应

现在，珍珠楼已经进入全面验收阶段。离开珍珠楼的时候，杨洪林和黄征带记者走到与珍珠楼毗邻的工地，这里，带有鲜明特色的北京城建标志围挡已搭设完毕。他们告诉记者，这是项目部新接的工程，叫悦榕酒店，即将开工。
杨洪林站在目前还是一片空地的施工现场说：“这个楼55层，250米高，比北京的银泰中心还高1米。”这位当初因酒店的协调问题拖着拉杆箱四处找酒店的年轻人，已经是马来西亚中资企业协会的理事了。
珍珠楼工程也发挥了强大的社会效益：
马来西亚珍珠楼工程凝聚着中马两国友好人士的深切关怀与期望，国家主席胡锦涛、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在访问马来西亚期间，曾听取珍珠楼相关情况汇报，称赞珍珠楼项目发扬了奥运精神，对项目的出色建设及项目为中马两国关系做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
马来西亚珍珠楼工程的建设带动了海外市场的拓展，胡锦涛主席访马期间签订了多项中马合作备忘录，其中就包括与北京城建集团签署的24座污水处理厂、配套管网及附属设施工程合作备忘录，项目总投资规模达到20亿美元。
2011年4月28日，在吉隆坡举行的中马经贸合作论坛和双边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上，北京城建集团董事长刘龙华与马来西亚槟洲首席部长林冠英签署了《共同解决槟岛交通拥挤了解备忘录》，以解决槟榔屿长期以来面对的交通拥挤问题。该协议是温家宝总理访问马来西亚期间促成的两国间八个重要协议之一，中马两国政府都极其重视，马来西亚《星洲日报》、《中国报》、《南洋商报》等主要报纸争相报导。根据备忘录要求，届时，北京城建集团将与马来西亚滨洲政府合作参与规划设计、承包建设包括海底隧道在内的三条道路，有效解决槟岛交通阻塞问题。
马来西亚珍珠楼所带来的社会好评，为北京城建品牌效应的宣传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让马来西亚认识并了解了北京城建集团，也为以后长远的发展马来西亚市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本工程的不断摸索和经验的积累，通过接触国内、外不同的管理模式，学习国外成熟、先进的管理方法，使珍珠楼项目管理团队由最开始的学习型团队逐渐的走向拥有国际工程管理成熟化水平的团队迈进。同时项目部也一直保持着与集团信息方面的联系和沟通，把所掌握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及时的传输到国内项目，为此也得到了集团在国内施工项目的一致好评。

记者附记：结束了对珍珠楼项目的采访，即将启程回国的时候，项目部的同事们给记者准备了面包和咖啡奶茶，依依惜别中他们告诉我，坐6个小时的夜航，很辛苦，出门事事难，要多保重。
看着一双双送别的眼睛，每一张熟悉的面孔，匆匆相识又匆匆别离，记者的眼泪再次流了下来。我们是真的回家了，你们还在异国他乡啊。
项目部的同志让我给集团公司董事长刘龙华、总经理徐贱云捎一句话：“别忘了，徐总说过，就是赚一马币，集团领导也要来看我们，我们赚的可不是一马币哈。”
回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和徐总汇报。
徐总意味深长地说：“马来西亚，我去！”